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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漂家庭”的代际困局:老年人委屈中年人疲惫青少年内卷|学人说
栏目:k8凯发官网资讯 发布时间:2025-08-13
 《学人说》是腾讯新闻万象工场出品的学者对话栏目,邀请国内外杰出的社科学者分享TA的田野观察和研究心得。万象工场旗下还有《陌生的乡土》《昨天之后》《知识万象》等栏目,欢迎关注。  1. 老漂现象出现的最根本原因是青年核心家庭功能超载,难以独立应对抚育任务。在中国文化里,父母尽的是无限责任,不仅要养育自己的孩子,还要帮孩子带孩子。只要社会中存在规模性的劳动力流动,老漂这个时代现象就会持续存在。 

  《学人说》是腾讯新闻万象工场出品的学者对话栏目,邀请国内外杰出的社科学者分享TA的田野观察和研究心得。万象工场旗下还有《陌生的乡土》《昨天之后》《知识万象》等栏目,欢迎关注。

  1. 老漂现象出现的最根本原因是青年核心家庭功能超载,难以独立应对抚育任务。在中国文化里,父母尽的是无限责任,不仅要养育自己的孩子,还要帮孩子带孩子。只要社会中存在规模性的劳动力流动,老漂这个时代现象就会持续存在。

  2. 我们调研中确实发现一部分老漂“心甘情不愿”。之所以“心甘”,是因为老人认为给子女带孩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之所以“情不愿”,是因为确实有难处,可能自己需要照顾老家高龄老人,或张罗其他子女的婚事。有的老漂去之前“心甘”,待着待着就“情不愿”了。

  3. 老漂家庭最突出的矛盾与育儿观念有关。一些年轻妈妈育儿要求高,很多老人不仅做不到,还可能心里本身就不认同。有的老人直接用自己的筷子给孩子夹菜吃,还有的老人用土办法给孩子治病,类似问题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心理芥蒂。

  4. 老漂最主要的心理情绪问题是委屈。大多数老漂是50后60后,他们习惯忍耐,害怕情绪发泄出来影响子女婚姻,持续性的压力就可能引发心理上的症状。我在调研中能感受到一些老人的压力、委屈,甚至有的老人讲着讲着就哭了。

  5. 我走访了很多家庭,普遍感受到中年人的迷茫与疲惫,青少年的高压与内卷,还有老年人的辛苦与委屈,一个家庭中三代人过得都不轻松。打破三代人都痛苦的闭环,可能要靠“中年人的新活法”。

  小区楼下、幼儿园门口、菜市场附近……在这些生活场景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正在“遛娃”的老人,他们中有很多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社会学研究者用一个名词指称他们,叫“老漂族”。

  当年轻一代在异地构筑家庭与事业,面临职业发展与幼儿抚育双重压力时,父母成为他们最信任的后盾。老人们背井离乡,漂泊在儿女所在的城市,为青年家庭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代际支持。

  学者陈辉看到“老”和“漂”背后的家庭社会意义,在新书中将他们称为“银发摆渡人”:他们如生命长河中的摆渡者,为子女撑船,助子女渡过人生河流中的湍急险滩(《银发摆渡人》,陈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银发摆渡人”面临着哪些难以言说的困境?老漂家庭中存在哪些突出矛盾?又该如何进行调适?为什么说有些老人给子女带娃“心甘情不愿”?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几代人的生活体验,更是每个现代家庭都需要思考的生活课题。

  腾讯新闻万象工场《学人说》联合《陌生的乡土》,邀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陈辉教授分享他的“老漂族”研究,一起走进老漂家庭,理解“银发摆渡人”。

  陈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是农村家庭与婚姻、社会转型与乡村发展,新书《银发摆渡人》关注“老漂族”。

  腾讯新闻《学人说》:在聊“老漂族”之前,先请陈老师回答三个问题,以便大家能够快速了解你。第一个问题,你的研究缘起是什么?

  陈辉:说来话长,我现在虽然从事的是社会学研究,但我本科学的是会计学,硕士学的政治学,到博士阶段才转到社会学。

  陈辉:严格来说,我在学生阶段受到的社会学训练并不系统,因为到了硕士、博士期间,课程就没有那么体系化了。我自己反思,这是一种局限,但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我更少受到既有的概念理论先入为主的影响,能够在调研中直接感受经验现象,从而形成我自己的思考。

  我在2006年读硕士期间就开始做乡村调研,当时在浙江衢州的村庄里调研了100多天,最终也写了一个将近20万字的调研报告。为了补充调研资料,我还在那里过了一个年。那次调研算是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理解、关注普通人,尤其是农民的生活的种子。

  陈辉:主要是全面系统地,从家庭生计、村庄治理、文化和社会交往各个维度去全景展示村落生活和农民家庭生活。

  腾讯新闻《学人说》:第二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最能代表你的研究成果的作品是什么?

  陈辉:如果谈到最具代表性、最专心、投入最多时间和精力做的,那肯定是我的博士论文了。

  我2013年博士毕业,2015年博士论文出版,书名叫《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这本书基于关中农村调研,阐释了当地农民以“过日子”这样一种生活伦理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它的理论关怀就是要揭示中国农民的生活伦理,最终落脚在“过日子”三个字上。

  陈辉:这几年,我除了继续关注农村家庭发展、家庭转型之外,也将研究视角转向了城市社会和城市家庭,特别是围绕“老漂族”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城市家庭育儿、家庭教育的内卷,包括中年人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夫妻关系等有了更多关注。

  腾讯新闻《学人说》:你的研究视角从农村社会扩展到城市社会,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陈辉:2017年我写了一篇随笔,反思我自己的家庭生活。因为我的妈妈就是老漂,我在家庭生活中感受到老漂妈妈支持的重要性,也产生了一些对家庭关系的思考。

  当时我根本没想到最后会写《银发摆渡人》这本书,或许,这也是基于我自己研究兴趣的水到渠成。在研究老漂家庭的过程中,现代家庭的育儿生活,青年婚姻关系,不同代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等议题就自然流淌出来,涉及很多有趣的故事和思考。

  腾讯新闻《学人说》:回到“老漂族”,你为什么会用“银发摆渡人”称呼这个群体?

  陈辉:我们的研究一开始就是针对“老漂族”的,所以最初的书名就想直接叫“老漂”或“老漂族”,因为简洁直白,但总感觉差点味道。

  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研究的是老漂群体,但实际上更想揭示的是这个群体背后的代际关系和家庭转型。我们看到老年人漂泊到异乡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漂”和“老”仅仅是第一个维度的现象,漂泊的背后是摆渡。这个想法其实是受到我一个同学的启发。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他讲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老人不就在撑船吗?一个老人,他要帮子女在生命的河流里面渡过一段难关。

  在这个基础上,我和编辑团队最后采用了“银发”和“摆渡人”这两个词的组合,更能表达深层次的关怀,以及老漂现象所产生的社会家庭意义。这个苦是有意义的,“漂”和“老”最后的落脚点是为子女摆渡,“渡”过生活难关。这就是我们创作团队起“银发摆渡人”这个书名的过程。

  腾讯新闻《学人说》:很多学者也做过“老漂族”的研究,陈老师你的研究有什么特别之处?

  陈辉:实际上这些年来,媒体和学界对“老漂族”现象有很多关注,特别是每年的重阳节或者母亲节,很多公众号会推送“老漂族”相关的文章,主要讨论的是老漂在异乡的不适应、孤独感、对家乡的思念等,也关注到一些家庭矛盾和老人心理问题。这些对社会老漂现象的多元报道,和学界的一些论文,对我的研究都有很多启发。

  一个是要揭示“老漂族”现象背后的机理。为什么“老漂族”会成为一种时代现象?正如我在书中所讲,这是一个老漂时代,背后的人口流动的逻辑是什么?

  另外一个延伸,我称之为“从走近老漂到走进老漂家庭”,第一个“近”是接近老漂这个群体,第二个“进”,是要借助老漂这个群体,透视城市青年家庭的婚姻抚育生活,这样就更具有了家庭社会学的学理味道。我尝试着把老漂现象作为理解城市家庭转型的一个窗口,最终落脚到对家庭伦理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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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我的研究目标并非单纯让社会关注“老漂族”。老漂家庭生活中有代际互动,有女青年的话语和情绪,有男青年的种种策略表现,以及他们所面对的育儿生活困境等等,我想在关注老漂群体的基础之上,让青年人调整和优化“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不再那么卷和累,尽可能增加家庭关系中的舒适感。

  腾讯新闻《学人说》:说到老漂,我们可能会想到很多其他名词,比如去北上广深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被称为“北漂”“沪漂”“广漂”“深漂”,还有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也是一种“漂”,陈老师你研究的“老漂”和这些“漂”有什么不一样?

  陈辉:这个话题很有趣。改革开放后我们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时代,短时间内产生了巨量的流动人口。你刚才提到的“北漂”“沪漂”“广漂”“深漂”,以青年群体为主,他们去大城市寻找生计和发展机会,实际上也是在追求一种梦,“漂”字强调的是他们暂时无法扎根而漂泊的文化心理感受。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扎根城市的感觉更弱,难度也更大。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里,农民工群体进城打拼的目标不是留在城市,而是要在城市获得收入,用这些收入发展自己在农村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形成农村留守人口。

  腾讯新闻《学人说》:现在很多农民工也会在城市安家,这是不是一种新的趋势?

  陈辉:是的。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近年来,乡村青年的务工模式和生活定位慢慢开始变化,他们的生活不再仅仅是务工和留守模式,还有半城半乡模式。中西部农村有很多这样的家庭,老公到省城或者外省打工,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在县城买房或租房,在那里陪读,也会利用闲暇时间打工,老人还在农村种地,照顾上一辈的老人。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可能分散在几个生活单元,呈现离散化的状态。

  不管是“北漂”青年,还是进城务工的群体,他们都是劳动力流动,涉及更多生产性劳动。相比之下,流动的老漂群体,他们的劳动更多是抚育劳动、家务劳动,是服务于家庭再生产的活动。

  他们还有一个称呼叫“随迁老人”。进城打拼的一代人在家庭发展到了育儿阶段,无法完成育儿任务时,老人往往会随迁。“随迁”是跟随的意思,以抚幼为目的。

  “随迁”也是阶段性的,跟农民工进城务工类似。抚幼任务到了不同阶段,比如从孩子出生到妈妈产假结束,从妈妈产假结束到孩子上幼儿园,还有孩子上学之后,这些不同的阶段对老人的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老漂的流动有阶段性和灵活性的特点,也有很多变动的契机,比如随着孩子年龄的长大,或者有的家庭矛盾突出,老人和子女(儿媳和女婿)无法在一个屋檐下和谐生活,他就要返乡。

  腾讯新闻《学人说》:你刚刚也提到,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老漂时代”,这个时代出现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陈辉:老漂现象是中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一种趋势,可以概括为“从开枝散叶到重新聚合”。“开枝散叶”的意思就是青年人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到外地立业成家。“重新聚合”就是老人到子女所在的城市和子女团聚。所以按我的理解,老漂现象的出现是中国人口流动逻辑的一个自然延伸。

  腾讯新闻《学人说》:但老漂并非一直都有,可能是最近十几年才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陈辉:在我看来,最根本的还是城市核心家庭难以独立应对抚育任务。我在《银发摆渡人》这本书中提到,实际上这是核心家庭功能的超载。所谓超载,就是核心家庭要有生计的功能,抚育的功能,还要有教育的功能等等,年轻夫妻无法独立完成这些功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城市生活中,双职工家庭抚育子女,需要通过主干家庭,或者两代人合力的方式,才能够更好地完成。

  陈辉: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调研,但是有一些关注。第一个方面是,新中国成立后,城市中很多单位配套建立了幼托体系,探讨怎样用最少的人力和更好的组织把工人的孩子带好,让工人在工厂里面专心工作。但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改制等原因,大量托儿所被直接关闭或因为经营困难而关闭。

  另外一个方面是,现在我们的抚育要求提高了,更加强调育儿质量,精细化育儿。原来有一种模式是什么呢?城市里的青年有了孩子但带不了的时候,如果老人在附近,就找老人帮忙带,如果老人在老家,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带,这个事情很自然就解决或缓解了。但是现在很少有年轻父母会舍得把婴幼儿送回老家,反而是需要老人进城,因为更强调陪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现在的年轻父母特别想陪在孩子身边,要增加孩子的安全感,提高抚育质量,这背后实际上也反映出抚育教育焦虑等深层次问题。

  腾讯新闻《学人说》:这是城市里的现象,农村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老人帮着带孩子吧?这种代际的抚养关系一直都存在?

  陈辉:是的。这是一种传统模式。在乡村社会里,农业生产里的劳动力组织和工业社会不一样,孩子的妈妈也能很充分地参与到抚育生活里。工业社会就不一样了。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中,青年实际上是比较狼狈的,因为工作节奏很快,他们往往需要老人过来做饭带孩子,过一种相对完整有序的家庭生活,我概括成一句话叫“孩子有人带,下班回来有饭吃”,这是现在城市年轻人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

  腾讯新闻《学人说》:这确实是很多年轻人正在经历的生活。年轻人也很矛盾,一方面想要自己把孩子养育好,但实际情况是离开老人什么事也办不了,你怎么看这种矛盾现象?

  陈辉:这就是主观意愿和残酷现实之间的矛盾。我在《银发摆渡人》这本书里强调,老人带孩子是城市青年家庭的刚需。背后反映的是,青年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模式,比如产假的时间,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上下学等,和抚育生活不那么适配,就增加了抚育功能运行的压力和成本,引发核心家庭功能超载。

  腾讯新闻《学人说》:有人可能会问,中国人带孩子就是离不开老人,这是中国特色吗?国外有老漂的现象吗?

  陈辉:“老漂族”现象实际上是两重逻辑的叠加,一个是规模性的劳动力流动,另外一个是代际支持的模式。

  在中国文化里,父母尽的是无限责任,不仅要养育孩子,还要帮孩子带孩子,提供无限的支持。我没有去国外专门调研过,但我看过一些资料,也和去过国外的朋友了解过。在国外,特别是美国,父母不认为给子女带孩子是自己的义务。我一个同事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说美国年轻夫妻就是努力自己带孩子,有的很狼狈。老人只有在极特殊情况才会去支持,比如孩子的父母因为犯罪、吸毒或者其他原因没办法带娃了,这个时候老人才会介入。

  所以虽然老人帮忙带娃不是中国独有,但是中国家庭文化中代际责任比较强,并且社会中存在规模性的劳动力流动,不论是城乡流动还是城城流动,促使形成了老漂这个时代现象。这是老漂规模化流动的深层次逻辑。

  陈辉: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是我的责任,义不容辞,这种文化的心理力量非常强大,他自己都没办法拒绝。

  腾讯新闻《学人说》:他们是会主动提出来带孩子,还是要等着子女提出请求,然后顺势答应?

  陈辉:两种情况都有。我们还原到生活情境里去看,有一些子女刚怀孕就要告诉老人,因为有的孕期反应比较大,老人会主动提前过来照顾。还有一些是,年轻人一开始坚持自己带,后来搞不定,最终向老人求援,这个是求助模式。

  有些老人在考虑的时候,还有一种想法,不一定跟子女说出来,就是我如果不给子女带孩子,日后儿子儿媳妇不给我养老怎么办?其实他还有养老的考虑。

  有的还会考虑适应的问题,比如跨省,有的人是从南方到北方,有的从北方到南方,因为气候生活方式等差异,他们要花时间来适应。

  另外就是考虑家里其他人的安顿问题,比如婆婆或者是娘家妈到外地帮子女带孩子,她要考虑老伴怎么办?如果家里还有高龄老人怎么办?有很多老人实际上两头都要顾,负担更大。

  腾讯新闻《学人说》:你在书中提到一些“老漂族”进城带娃是“心甘情不愿”,为什么这么说?

  陈辉:我们调研中确实发现一部分老漂有“心甘情不愿”的想法,但不是全部。之所以“心甘”,是因为老人认为给子女带孩子是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男方家庭,奶奶这个角色涉及更强的义务感。

  之所以“情不愿”,是因为确实有难处,可能涉及异乡的适应成本,家里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有多个子女,有的子女还没有结婚,老人还要挣钱,这就面临着到底是给这个子女带孩子,还是出去打工挣钱,给其他儿子完婚。

  还有一些老漂害怕关系压力,特别是有一些老人会产生心理变化,去之前可能确实是“心甘”的,但是在儿女家待着待着慢慢地就“情不愿”了,因为生活习惯各方面的差异,他待着也不是那么舒适。这是我们讲的“心甘情不愿”。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老漂或者老漂在某一个阶段的心态。

  腾讯新闻《学人说》:现在也有一些老人宁愿给子女钱,也不愿意去带孩子,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辉: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老人宁愿出钱也不愿意带娃,是因为带娃不容易,带娃辛苦,特别是现在带娃要求很高,它不是“带孩子”,叫“育儿”。而且这个过程有很多要处理的关系,还会产生心理成本,有的甚至会引发矛盾。

  但是我认为老人出钱不会成为主流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家庭是工薪阶层,要考虑成本。我见过这样一个老人,儿女想请保姆带孩子,但他不愿意,说一是费钱,二是不放心。

  有一部分家庭确实经济条件可以,老人也想让自己轻松,会出钱请保姆,但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儿女心理上不满意,因为他们希望父母能够给到感情支持。有的家庭里,老人出钱请了保姆,最终还是要过来监督保姆。

  腾讯新闻《学人说》:现在年轻人育儿会请月嫂、育儿嫂,是不是说明大家越来越习惯于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帮助育儿? 这个现象的出现会不会影响到老漂群体?

  陈辉:在我看来,市场模式是一种重要的补充,主体还是老人带,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考量,经济条件决定带娃的方式。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育儿或者抚育活动的劳动属性,我们把它称之为“情感性劳动”,它是有情感投入的,这里面要有高度的信任。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家庭,特别是让保姆带孩子的家庭,都要装监控,要能看见保姆是怎么对待孩子的。虽然市场能够提供育儿服务,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信任。

  在调研中,我们也看到有些家庭没有老人帮忙,他们就用保姆,但是换保姆的频率很高,这背后也反映出现代家庭对育儿的要求很高,所以说市场服务只是一种补充。

  腾讯新闻《学人说》:现在很多短视频里经常能看到一些监控画面,说保姆或育儿嫂不好好带孩子,监控里发现了保姆的真实面目,很能引发大家的共情。

  陈辉:是的,这种视频让很多父母感同身受,会产生焦虑心理。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育儿活动是让人很疲惫的,特别月份小的孩子很磨人,有的妈妈抱怨说这娃晚上不睡,熬死人了。但是看孩子又不是很复杂的事情,老年群体基于责任,并且有一定的经验,就会轻车熟路,没有那么难应对,更多的是自然的情感投入。虽然有一些老人的经验方法,在儿子儿媳妇特别是儿媳妇看来有点过时了。有些老人带孩子很开心,还有些家庭,两边父母争着带孩子,上半年男方父母带,下半年女方父母带,轮着班带,那就很好。

  腾讯新闻《学人说》:说明中国式家庭,祖辈对于孙辈的爱是天然的,他可能觉得带孩子是义务,但同时也是让自己开心,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陈辉:对,这对老人来说也有意义。其实只要代际关系保持稳定和良好,带娃也有治愈作用,确实能提供情绪价值,好多老人有时候也会说累并快乐着。

  腾讯新闻《学人说》:想象是美好的,但实际生活可能会出现很多矛盾,“老漂族”进入到城市青年家庭之后,这个家庭会发生哪些变化?

  陈辉:这要看来的老漂是几个人,有的家庭来一个人,就是婆婆或者娘家妈,虽然只增加了一个人,但实际上增加了好几对关系,比如婆婆来了,就有婆媳关系、母子关系,还有祖孙关系,家庭生活也更加复杂。有的家庭来两个人,比如婆婆和公公一起来,或者是娘家妈和娘家爸一起来,增加两个人,家庭结构就从核心家庭变成主干家庭了。

  还有少数案例,两边父母都有时间,房子也比较宽敞,两边父母都来带孩子,围着孩子和年轻人转,这个时候家庭关系的状态可想而知。用系统的视角来看,它就更加复杂了,因为结构发生了变化,关系的复杂性大大提升。

  陈辉:矛盾有几种类型。饮食方面是一种,特别是涉及到跨省组合,比如婆婆是四川的,儿媳妇是陕西的,儿媳妇爱吃面,婆婆不太会做面,这里面就有口味的问题。

  一些家庭也涉及消费习惯问题,有些农村来的老漂比较节省,儿女给他钱说不要节省,你把家庭生活安排好,把一日三餐做好,注意营养,我们上班都很累,下班了就想吃点好的。但老人呢?他这辈子苦惯了,舍不得花钱,感觉买啥都贵,肉也贵,菜也贵,生活就安排不好,这里面是一种矛盾。

  还有作息的矛盾,现在年轻人周末好不容易休息,想自然醒,这一日三餐,特别是周末的早餐,在有些家庭里面是个问题。早餐做了,叫不叫儿女起床?不叫凉了,叫了又怕年轻人不高兴。特别有的老人睡眠少,起得早,早上五六点钟就起床了,年轻人可能还睡得香着呢。有一个年轻人跟我抱怨,说他丈母娘特别勤快,早上起来就要洗衣服,还用搓衣板,有洗衣机也不用,动静大。但更多的是儿媳妇抱怨婆婆公公起得早。老人有的时候晚上想早睡,但是年轻人呢,回来之后还要跟孩子耍一耍,玩一玩,或者再有点夜生活,这就导致生活作息方面出现矛盾。

  但以上三个方面都不如第四个方面引起的矛盾频率更高,就是育儿观念。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妈妈,非常重视育儿,注重营养,还有早教习惯和启蒙教育,非常细致。还要随着孩子成长变化,在不同生理阶段,匹配相关的科学育儿方法。

  有些妈妈自己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有些是妈妈提要求,老漂来执行,这里面就会产生矛盾。第一,老人未必能执行到位;第二,老人可能心里不认同,认为没必要。比如卫生的讲究,对于月份大一点的孩子,老人可能就用自己的筷子夹一口菜直接喂孩子,但是妈妈会认为这个做法不卫生。有的妈妈会给老人布置很多任务,制作一个作息表,就像我们小学初中那种作息表,比如早上几点,要读古诗,几点要吃东西,几点要到楼下活动,一天都排得满满的。有的老人心里不认同,儿媳妇发现他没这样做,心里就不满,这是很现实的。

  还有一些情况是,老人更相信自己的土办法。比如我们在成都调研,有的孩子年龄不到一岁,肚子痛,身体不舒服,老人就用土办法给他治,说老鹰爪子的粉有效,要想办法从老家弄过来。我们在佛山调研的时候,还遇到一个湖南的婆婆,她特别信活络油,孩子只要发烧了,肚子痛,就要抹活络油,儿媳妇自己就是医生,可想而知她根本不信这一套,所以矛盾张力就很大。

  我们前面说的饮食、生活习惯矛盾还存在调和的空间,但是育儿矛盾不是这样。在育儿方面,年轻妈妈很重视孩子的感受,心理上有高期待,就会有高要求,如果老漂没有按要求做或者是没做到位,她就感觉老人不重视,会有一些怨气,日积月累,就会形成心理芥蒂。

  腾讯新闻《学人说》:说到精细化育儿或科学育儿,这一套理念是怎么产生的?看起来以前并没有?

  陈辉:市面上有很多育儿方面的书,无论是生理维度的,怎样去科学养育,还是现在越来越流行的科学早教,要关注孩子的敏感期等等。这些书背后反映的就是年轻爸爸妈妈更加注重育儿质量,养育变成一种按照科学的理念达到理想目标的行为。我们原来说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现在起跑线实际上已经到哪里了?到了怀孕期间的胎教。

  我们整体的育儿理念变动原因很复杂,除了国家倡导、育儿教育市场日益发达等原因之外,实际上也跟传媒日益发达有关。特别是基于自媒体形成的育儿文化的传播。现在有一个词叫“密集育儿”,这个词在大规模的传播下成为年轻父母的学习方向。

  刚才讲的是宏观层面,从微观机制来看,年轻妈妈有自己的带娃圈子,她们平时经常下楼遛娃,相互之间会进行交流,分享经验,有些还会加微信建群,在群里深度交流,分享学习育儿知识。

  腾讯新闻《学人说》:陈老师你作为男性,也是一位父亲,你怎么看精细化的育儿理念?

  陈辉:从我的直接经验来看,讲究科学性肯定是没问题的,成长是一个复杂事件,涉及生理心理变化,所以营养学、生理学、心理学这些知识不可避免地会进入到育儿生活。

  只不过这背后有一个问题。精细育儿会增加父母对孩子的关注,按照科学要求养育,非常注重细节,这些成倍增加的注意力会影响孩子自主性。因为要求高,所以关注多、干涉多,不利于孩子自主性的形成。我调研的一位年轻女性告诉我,她很后悔当初的精细育儿,因为太细致了,不仅自己辛苦,孩子也高度敏感,形成了一种自我中心的性格。因为孩子所有的需求都及时回应,大部分成长压力都通过母爱消解了,反而增加了孩子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影响了孩子的心理能量,导致孩子和他人相处时面临难题。当然,这个妈妈讲的只是个案。精细育儿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机制,还有待专门研究。

  精细化育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调研中能听到一些妈妈的困惑:我为孩子学了这么多知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书上的要求来的,执行得很好,为什么孩子情绪变差了?为什么效果不理想?

  因为高关注高要求,有的妈妈情感投入很多,当没法从孩子那里得到正反馈的时候,甚至家庭其他成员有一些质疑的时候,妈妈的压力就非常大,她的情绪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她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情绪也会变化,甚至引发一些情绪性输出。

  陈辉:我理解的理想育儿状态是:科学育儿知识应用的前提是,尊重孩子的自主发展,要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

  腾讯新闻《学人说》:有一些关于“老漂族”的文章和报道提到他们在进入城市青年家庭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甚至有些老人会有抑郁的状态。你在新书中也特别关注“老漂族”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群体普遍会面临哪些负面情绪?

  陈辉:心理健康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在调研中能感受到一些老人的压力、委屈,甚至有的老人讲着讲着就哭了,这背后确实反映了家庭关系的一种状态。

  “老漂族”的负面情绪包括孤独、寂寞,不是说在家里带孩子寂寞,而是说他的生活位置很边缘,子女回家和他也没有那么多交流,老人有些心里的苦无处诉说,他可能就会想家,还有对当地生活的不适应等等。

  因为很多子女对老人带孩子、做家务的方式不满意,甚至有点挑剔,还会指责老人。可能儿女说这些话的时候感觉没那么重,相对来说还是控制了语气,但因为老人本身处于劳累状态,就很敏感。有的年轻人下班回来,也累一天了,心里很烦躁。老人呢,他在家里面带了一天孩子,到晚上也很烦躁,这个时候有一些不如意,顶了几句,呛了几句,老人心理上的委屈也会加重。

  大多数老漂是50后60后,这几代人比较能忍耐,有忍气吞声的特点,不好的情绪通常不会发出来,会憋在心里。我们说的“委屈”,就是向内用力,自我消化压力,持续的压力就可能变成心理上的症状。

  他这种憋着的状态、忍耐的状态、压抑的状态,背后的逻辑就是委曲求全,为什么呢?他会想,一来,这都是自己的孩子,二来,不考虑儿媳妇还要考虑儿子吧。所以,在家庭系统内部,老人害怕破坏关系,害怕情绪发泄出来之后影响儿子儿媳妇,怕对他俩婚姻有影响。

  中国的父母太替子女考虑,把这种内在的压力全部都自我消化,所以委曲求全。委屈,是因为生活中有摩擦矛盾,心里不满;求全是什么?是要保证家庭和谐。那怎么办呢?就自我消化。

  陈辉:有一些子女能够发现老人不对劲,在《银发摆渡人》这本书里我提到过一个案例,就是我的一个访谈对象,是老漂家庭中的儿媳妇,她很会处理婆媳关系。她跟我讲,要和婆婆处感情,怎么处感情呢?她举了个给婆婆买衣服的例子。其实很多子女,包括儿媳妇,她心里也想着要跟老人处好关系,比如会给老人买些衣服。我这个访谈对象给老人买衣服跟别人不一样,她说不能在网上下单买好了,直接送给老人,这不叫买,怎么才叫买衣服呢?你要拿着着婆婆在那一起挑选,让老人参与到买衣服的过程里面去,让老人在这里面也有交流,然后感觉你又很尊重她,婆媳关系才会在买衣服的过程里面变得和谐。

  陈辉:对。她还会注意观察婆婆的状态。有段时间因为丈夫压力比较大,回家之后就讲一些工作的压力,婆婆本来带孩子就累,有压力,听了之后就更难过,但又不吱声,所以有的时候会无缘无故发脾气,表现得跟平时不一样。

  所以做儿女的要学会辨别,看老人哪里不对劲,关注老人情绪,跟老人说说话。有的儿女因为工作很忙,注意力可能全放在孩子身上,会忽视老人的心理健康,这是我在调研中感觉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

  陈辉:虽然没有钱,但我只把它当成一份工作,开心也是干,不开心也是干,那我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免费保姆”,我在外面工作,也会被别人说几句,也会受气,忍一忍就过去了。

  还有些老人自己会社交,这个也很重要。老漂和老漂之间其实是惺惺相惜的,有时候老漂聚在一起会讲一些儿媳妇的事,吐槽吐槽。儿媳妇聚在一起也可能吐槽婆婆,不同的圈层有不同的交流模式和内容。

  陈辉:这是肯定的。当然有的老漂在社交中也有压力,特别是单位制小区中的老漂,因为单位制小区有个特点,就是没有秘密,各种消息都会相互传播,有的老人就很顾忌。我接触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老漂住在医院的单位制小区,他到楼下也不敢跟人讲,就怕他一些吐槽的话传到儿媳妇那里,所以他就要多些警惕,不在社交场合中讲很多。但总体来说,老漂走出家门社交,在小区里面认识一些人,有的时候一对一讲讲悄悄话,能够缓解一些压力。

  有的老人会跳广场舞,特别是女性,这也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排遣情绪的方式,运动出汗,锻炼筋骨,关键是跳广场舞会认识人,这也是一种社交。我在广东佛山调研的时候,正访谈着,老人就讲起她的社交生活,打开她的手机给我看,她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多她们跳广场舞的视频,这些老漂还会组织队伍去参加当地社区的广场舞比赛,她们买很鲜艳的裙子,再拍视频,非常开心。她和我讲得眉飞色舞,我能感受到她的获得感和释放感。

  其实还有一个排遣方式,以婆婆为例,她可以和儿子吐槽。很多时候遇到烦心事需要说出来,有的老漂说再不说就憋死了,跟谁说呢?小区楼下不能说,感觉家丑不可外扬;跟留在老家的老伴说,老伴又惦记,老伴说要不然回来吧,或者是要不要他过来。因此她只能跟儿子说,跟儿子说相对安全一点。跟儿子说的背后,实际上是想获得声援、理解、心理支持,所以说儿子的反应很重要。

  还有的老漂缓解压力的方式是定期返乡,特别是省内漂,从省城回到老家的县城或者村里面,相当于休假,休个两三天,有的老人要回家里赶个红白喜事,送人情,有的也会把孩子带回去待两天,孩子月份小,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儿女有时候也能接受。老漂回老家之后看看老人,和邻居聊一聊,参加酒席,也能舒缓情绪,这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还有一种宣泄方式就是发火,有的老漂会爆发,这里面又分两种,一种是策略性的,通过爆发来争取权利,表达不满态度,这样做的老人,实际上心理能量都比较强。她实际上是讲策略的,通俗点说,是要给儿媳妇点颜色看看。为什么敢呢?其实她也拿捏着分寸,知道儿子儿媳妇离不开她。

  有一些不是策略性的,就是忍无可忍。这个时候就看儿媳妇的态度了。如果儿媳妇也是忍无可忍,那就真的会爆发争吵,双方关系可能会阶段性破裂,持续性破裂一般不多。有的老漂会说,我回去了,不待了,谁爱带谁带,赶紧给我买票,我今天晚上就走,会说很激烈的言辞。

  陈辉:有些家庭在压力释放后,过两天又重归于好。有一些呢,确实是会回去一段时间,甚至极少数的都不回来了,双方都很受伤。有的老人回到家就开始后悔,可能坐上车就开始难过。为啥?惦记孩子,惦记儿子,心里想儿子儿媳妇过不下去怎么办?到了家里,儿子儿媳妇说几句好话,马上气就消了,就又来了。所以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有基于责任形成的关系,它的情感修复也存在一种魔力,冲突之后有可能恢复得很快。

  腾讯新闻《学人说》:现在一些大城市也会有一些特殊的门诊,关注老年人的抑郁状况。在你的调研中,老人愿意去医院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吗?

  陈辉:按我的理解,这背后有一个文化的特点,我们往往不会从心理健康或者心理学这个维度去考虑我们内在的情绪,不会去进行心理诊断。

  很多老人不认为是自己的心理问题,他们认为这是衰老的表现。有些儿女也不认为老人是心理问题,他们会认为是老人脾气不好,或者老人开始衰老了。母亲长期失眠,儿女可能会说,那你就好好休息,他们不会考虑这是心理问题。

  现在有些老人,身体不舒服,比如血压高了,心脏不舒服,他会去医院,心电图、彩超、 CT等一系列检查做下来,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有些医生就会推荐他去心理科室看一看,有些老人可能会去,有些老人一听到要去心理科,立马就说,我没事了,就回去了。

  腾讯新闻《学人说》: 如果真有心理层面的问题,你会建议这个群体寻找一些专业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吗?

  陈辉:这要看症状的严重程度,如果是一些轻度的症状,更多的是需要关系的调试,因为这种心理是压力的产物,是关系紧张的产物,是家庭系统内的互动模式的产物,最主要的办法其实不是医学的治疗。所以年轻一代需要考虑怎么去调试这些关系,让老人的压力减轻,毕竟年轻一代是晚辈,要让老人情绪有出口,甚至可以休休假,让他的心理状态得到改善,这是必要的。当然我说的是轻度症状的情况,如果情况严重就另当别论了。但无论如何,家庭关系的调试都是解决老漂心理问题的必要条件。

  腾讯新闻《学人说》:你前面提到现在是“老漂时代”,老漂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还是说会持续存在?这个群体有一天会消失吗?

  陈辉:老漂现象产生的社会性原因是劳动力流动所引发的老年人口流动,深层次的原因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不平衡,只要这两种不平衡存在,在我看来,老漂现象还是会持续。

  从城乡角度来说,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转移到城市的年轻人要成家立业,抚育孩子,自然需要老人支持。还有城城流动现象,有些是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有些是从一个经济发达地区向另一个经济发达地区流动,比如高考异地升学,比如有人从辽宁考到广东,后来在广东就业,自然就形成了新的两代家庭的分割,在育儿任务面前,依然会形成老年人口的流动。所以我认为,只要城乡的不平衡和区域的不平衡存在,老年人口的流动就会发生。老漂群体的规模与人口流动,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是相关联的。

  腾讯新闻《学人说》:“老漂族”完成抚育孙辈的阶段性任务之后,他们要去哪里?是继续留在城市,和子女一起生活,还是回到老家去养老?

  陈辉: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是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思考这个问题其实要特别注意一点,就是我们所指的养老是什么,是说老人已经不能自理,子女通过种种方式去照料,还是说老人从60或65开始,就算养老?

  具体来说,有些老人认为他只要能自理,就不处于养老状态,也不需要子女照料,他甚至还在给自己的高龄父母养老。有一些老人,他会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人生任务,就不会进入老年阶段。从子女的角度来说,有一些子女可能工作太忙,对老人的关注太少,也不认为老人给自己带孩子是养老状态,反而觉得父母每天起早贪黑,状态很好。按我理解,老漂状态其实也是一种养老,是属于老人比较健康、硬朗状态下的养老,这种亲子互动本身也是一种养老生活。

  当老人不能自理的时候,大多数家庭的老人和子女就形成了老人进入养老状态的共识,这种养老确实会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应对难题。

  腾讯新闻《学人说》:根据你的观察,大部分“老漂族”还是会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去养老吗?他们不太愿意跟子女待在一块?

  陈辉:这也要区分,比如大部分城市老漂(流出地是城市的老漂),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老漂,在“漂”的过程中,在帮子女带孩子的过程中,他们会有一种心理预期,会考虑在子女所在的城市买房,或者说哪怕是租房,他们有扎根的倾向,因为他们只能靠子女。我们在调研中见到很多案例,他们更倾向于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到子女所在的城市扎根。

  当然这种意愿有时也不好实现。现实点来说,要看他所在城市的房价,比如在北京、上海这种房价特别高的地区,即便是城市老漂有扎根的意愿,想在子女身边养老,但普遍没有扎根的能力,因为房价高,这些老漂想留下来确实面临很多困难。

  具体到农村老漂,他们的返乡意愿普遍更为强烈,即便是独生子女家庭的老漂,他的返乡意愿也很强烈,为什么呢?因为农村老漂在城市带孩子做家务的过程中,不适应感会更强,他感受到的城乡生活观念差异更大,在代际方面就会表现出更多更剧烈的矛盾,在城市待着不舒服,更没有扎根的意愿。他想回农村过他所喜爱的养老生活,比如完成带孩子的任务之后,自己还有体力,就能种种地,村庄里面还有很多熟人,比在陌生小区里待着舒服得多,所以他更期望返乡自养。

  腾讯新闻《学人说》: 你在《银发摆渡人》这本书中提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概念,比如“有限的责任伦理“,还有“中年人的新活法”,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吗?

  陈辉:这是我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所提出的一个思考。我在这本书里肯定了老漂支持子女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背后的伦理失衡问题,就是老人的委屈很多,子女的反馈不够。我也强调了“中年人要学会做儿女”,你不仅要做父母,也要学会做儿女,要注重对父母的孝敬。这样讲仿佛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但其实有点理想化。这里的理想化指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单纯从个人意愿去思考伦理问题,也不能天真地以为中年人想着做儿女,这个孝道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这都把它简单化了。当今社会上存在普遍的“孝道匮乏症”,我们不能简单地开出“提高孝道意识”这个药方。

  陈辉:孝道匮乏症就是讲代际关系里面的反馈不足,这种反馈主要是情感上的,当然物质反馈也是一个维度,但更为主要的是精神心理维度的反馈。针对老漂家庭而言,有一些子女没有孝敬老人的意识,忽视了老人的情感和心理需要,老人心里委屈。甚至有些极端的家庭,儿女有种“巨婴”心态,还要靠老人照顾,老人晚上不仅要伺候孙子,还要伺候儿子儿媳妇。

  还有一些儿女是有心无力,什么意思呢?他确实太忙了顾不上,在单位忙工作,下班了忙着卷孩子,要辅导孩子作业,送孩子上辅导班,那么他在反馈老人、孝敬老人方面的投入就不够。

  还有一些案例是儿女长期出差。在现在这个流动社会,出差生活在有些老漂家庭里比较普遍。家庭中的青年丈夫或妻子,可能一出差就半个月、一个月,有的甚至更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说的孝道匮乏就变成一种客观后果,这种客观后果怎么去应对?在我看来,它就不是说再去强调中年人要有做儿女的意识、一定要孝敬老人,这个有点乏力。

  腾讯新闻《学人说》:不是有了意识就能解决问题,可能从意识到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辉:是的,我们所谓的中年人,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要在做父母和做儿女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做父母,照顾、培育孩子,也要有做儿女的意识和行动,在家庭生活中兼顾做父母和做儿女,这是很难的,那要怎么解决呢?

  我最终提出一个有点理想化的畅想,或者是这样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说要“做自己”。只有中年人更好地做自己,那才可能在做父母和做儿女之间找到平衡,才可能形成一种我所理解的理想的家庭生活伦理。这里所说的做自己,当然不是追求完全的自我这种意义上的做自己。

  实际上,“做自己”的这个概念是我基于这些年调研的感受提出来的,什么感受呢?就是中年人都在卷孩子,不卷自己。少数家长会说,卷孩子不如卷自己。

  那为什么都在卷孩子呢?这里面的情况很复杂,跟我们的教育竞争、整个社会的教育机制、家校关系、中国的考试制度都有关联,我在这里不展开讲,也不能一概否定。

  所有的家长都在卷孩子,会带来什么效果呢?就是低效内卷。这是一种社会困境、集体性行动的困境。

  中国家长在落实抚育责任方面遵循的是无限责任伦理。我强调做自己,实际上是强调要变成有限责任伦理。我们的无限责任伦理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经济不发达,所以一定要强调父母更多地替子虑,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子代,在托举子代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过去讲“过日子”是“过孩子”,这是我们原来的文化模式:没有做自己,只是做父母,通过做父母来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现在呢?很多中年人在卷孩子和做父母的过程中有一些异化。我走访了很多家庭,普遍感受到一个家庭中,中年人的迷茫与疲惫,青少年的高压与内卷,还有老年人的辛苦与委屈,这样说来,实际上一个家庭中三代人过得都不轻松,都是负重前行,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是太“卷孩子”了。

  实际上,家庭这样一个“机器”,它内在有一种机制,一种家庭资源和劳动力配置的机制,也是一种注意力配置的机制,现在的城市青年家庭,父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卷孩子”上面。

  为什么有一些老人,在孙辈都已经上幼儿园了,还不能走呢?因为上幼儿园之后,年轻夫妻也不能独立带娃,孩子放学后还要送辅导班,课后还有很多活动。卷孩子带来的负效应往往也很大,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有压力、有情绪,家长再去压制这种情绪,孩子就会厌学,没有学习的主体自主性,甚至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你前面提到心理门诊,实际上青少年厌学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在这种生态之下,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中年人累,老年人累,孩子也累,形成了一个闭环。在我看来,破解这个闭环的关键是中年人的觉悟。中年人的觉悟是什么呢?就是做自己,你要把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做好,让自己的人生精彩起来,让自己在人生哲学的维度有一种反思。

  这就是我在《银发摆渡人》这本书中说的“中年人的新活法”。当然我内心很清楚,这种活法有点理想,因为文化模式的调整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更想说的是,这种文化的自觉一定不是自然完成的,需要有人呐喊,也需要有人在痛苦的状态中觉醒。我现在提出来,就是想在现有的闭环中找到中年人可以觉醒和反思的可能性。

  在调研访谈中我发现有些家长已经觉醒了,只不过觉醒得太晚了,孩子已经厌学了,他才去觉醒。我们有一种家庭教育模式叫言传身教。其实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父母把自己的人生活得精彩,就能照亮子女成长之路,给他一种引领。你陪孩子写作业,指导孩子写作业,不如把写作业这件事情还给孩子。

  腾讯新闻《学人说》:确实生活观念和模式的转变需要很长的时间。除了这些,我们眼下还有哪些切实可以做的,能够解决老漂家庭的矛盾和问题?

  陈辉:我讲四个方面吧。第一点是我们的政策还要进一步优化,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出台专门针对老漂群体的政策。“老漂族”是流动人口的一种类型,所以我们要持续优化、完善更加友好的针对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各方面的社会政策。

  第二点是农村社区要探索互助养老模式,这点其实也很难,但很有必要。“老漂族”中有一个群体,我们可能关注比较少,就是老漂留在农村的另一半,比如婆婆进城来带娃,公公留守农村。公公能自理还好,如果确实因为种种原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处于半自理状态,这个时候照料资源也是一种刚需。如果社区能够解决这些老人的照料问题,当然是对老漂家庭的一种支持。现在很多地区都在探索社区互助养老,也形成了很多模式,我在此不展开讲了。

  第三,城市社区要组织一些老漂相关的活动,能够帮助“老漂族”应对心理问题和社会生活适应等问题。

  我在郑州调研的时候,走访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不到2万人,90%的人口都不是本地的,都是外地过来的,可能是本省其他县市的,在这里买了房,那这个社区中老漂群体的比例是非常高的。这个社区会组织很多围绕老漂的活动,除了组织广场舞和一些常规的社区活动之外,他们会给老漂过生日。所以我们可以在社区工作中,针对外地来的老年群体开展一些活动,让老人在异地也有被关爱的感受。

  第四点着眼于家庭层面。俗话说,解铃还要系铃人,要改善老漂的心理问题,最主要的是家庭内部中年人要把一定的注意力放到老人身上,增加对老漂父母的日常性的关心和体谅,关注老漂的情绪。虽然不用过于敏感,但也不能过于迟钝,对老漂的情绪心理变化,要有一些敏感度,多一些理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